【大河财立方 记者 孙凯杰】2025年，公募基金人事变动频繁。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3日，有近20家基金公司董事长出现职位变动。而在基金经理层面，全市场共有205位基金经理离任，其中不乏多位市场口碑较好的“明星基金经理”。
从陆续披露的二季度报告中能看到，部分更换了基金经理的主动权益基金，大多出现了规模的下滑，部分产品甚至规模腰斩。基金经理职位变动带来的后续影响，仍旧是基金公司不可避免的课题。
业绩稳定发生增聘，知名基金经理未来引关注
7月22日，招商基金发布了一则公告：招商优势企业将增聘陆文凯为基金经理，与现任基金经理翟相栋共管，令市场高度关注。
翟相栋是市场中颇具人气的绩优基金经理。从2020年开始，招商优势企业已经连续5年跑赢沪深300指数，尤其是在2022年、2023年两年大盘回调时，翟相栋都做到了较低的回撤水平。
自翟相栋接管以来，招商优势企业在全市场2893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业绩高居第5位，基金规模也从2022年底的12.80亿元一路飙升，最高曾突破百亿元。
分散投资，是投资者对翟相栋最常见的评价之一。基金公告显示，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招商优势企业前十大重仓股只占到基金总资产的48.28%，其中第一大重仓股金蝶国际的占比仅为5.71%，这两项数据均显著低于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水平。此外，翟相栋的选股逻辑并不局限于热门个股和热门题材。例如基金第三大重仓股第四范式，翟相栋在2024年第四季度买入时，全市场仅有4只公募基金重仓该股。
一般来讲，业绩长期较为稳定的基金除了“老带新”，很少会发生增聘。而陆文凯并非业界新人，这种增聘，通常被视为原任基金经理可能离职的标志，景顺长城基金前经理鲍无可在离职前正是如此。
同在7月，安信基金的知名基金经理张翼飞则是正式对外宣布离职，卸任9只在管基金。
作为一名“固收+”选手，张翼飞着实让投资者实现了“躺赚”。以他曾经管理规模最大的安信稳健增值为例，该基金自成立以来，连续10年全部实现正收益，年化回报达到6.21%。不少投资者甚至表示，市场中很难找到张翼飞的“平替”。
公告显示，安信稳健增值将由与张翼飞共管9年的李君继续管理。他也特别写下了《致投资者的一封信》，其中提到：“翼飞的离开，说实话，第一感受是不舍，随之而来的还有压力。接下来的路，我会带着和翼飞一起沉淀的经验，带着团队的力量，继续守好‘稳健’的初心。”
卸任前，张翼飞管理基金规模达到298.57亿元，占安信基金总管理基金规模的近三成。
减少经理个人效应，基金公司加速“去明星化”
对于投资者来说，当信赖的基金经理离职时，仍可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寻找相应的替代方案；但对于基金公司而言，失去这样的“台柱子”则可能构成沉重的打击。
例如景顺长城基金前经理鲍无可官宣离职后，其曾经管理规模最大的景顺长城价值边际，仅用了一个季度，规模就从51.73亿元骤降至25.56亿元，跌幅超过50%；华商基金前经理周海栋官宣离职后，其曾经管理的华商甄选回报规模也由2024年年底的83.50亿元降低至今年一季度末的41.16亿元，尽管该基金在新任基金经理孙蔚的管理下，第二季度净值增长超7%，但规模仍在持续降低，已跌至36.23亿元。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近四个季度规模变化对于颈部以上的公募基金公司来说，或许还能通过强大的品牌力来维持“明星基金经理”职务变动带来的持续赎回，但让中小基金公司跃过这道难关实属不易。
市场中，一位基金经理撑起公司“半壁江山”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西部利得基金总管理规模为1157.54亿元，基金经理刘心峰管理规模为587.43亿元，占比为50.74%；东兴基金总管理规模为391.81亿元，基金经理司马义买买提管理规模为101.22亿元，占比25.83%；苏新基金总管理规模为145.77亿元，基金经理刘大巍管理规模为136.15亿元，占比为93.40%。
在主动权益基金领域，基金经理在一个阶段取得较好业绩，通常能够带来大量投资者的追随，甚至获得机构投资者的青睐。这也成为中小公司基金经理跳槽至头部基金公司的关键因素。
例如基金经理范妍自2024年加入富国基金后，接手的第一只基金——富国稳健增长，规模在两个季度内暴涨近13倍，其中绝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而其老东家圆信永丰基金则面临阵痛，她曾管理的圆信永丰优加生活规模持续下降，机构持有比例从53.80%跌至3.54%，公司期间甚至有一只基金发行失败，可谓是雪上加霜。
圆信永丰优加生活近两年规模变化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吴粤宁向大河财立方记者表示，近年来，公募基金行业正逐步摆脱过往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来吸引资金的模式，积极向团队化、制度化方向转型。在此过程中，行业着重强化投研团队的协同合作，有意淡化个人标签，以此降低对个别明星基金经理的依赖程度。
今年以来，已经有基金公司以“基金经理团队制”身份对外推介投研队伍。吴粤宁表示，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团队成员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业绩的稳定性；有利于人才培养，构建完善的人才梯队；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风格的快速切换。然而，团队成员可能因投资理念的差异产生决策分歧，增加协调成本；责任界定相对模糊，容易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的情况；团队成员之间的磨合需要时间，若处理不当，将会对基金的正常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多项因素叠加，基金经理离职频率变高
与2024年同期的190人相比，2025年基金经理的离职数量增加了近8%。数字增长的背后，是行业发生重大变革的写照。
今年5月印发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要督促基金公司建立健全与基金投资收益挂钩的薪酬管理制度，对产品中长期业绩差的基金经理，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更好体现与投资者的“同甘共苦”。
而此前，不论是市场环境低迷，还是公募基金“限薪”“退薪”等各类流言，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行业的职位稳定度。根据新三板上市公司中邮基金的年报，2024年公司员工人均薪酬为56.41万元，相比2019年的107.86万元大幅下跌。
在此背景下，多位业绩优异的权益类资深基金经理选择离开公募行业，或许是为了追求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据多家媒体报道，“奔私”成为不少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后的选择，而鲍无可、张翼飞的去向也很可能是私募基金。
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总监孙珩表示，私募虽然运营难度不小，却仍对一些基金经理颇具吸引力。
她提到，一方面，私募薪酬激励机制更为诱人，业绩提成可让基金经理在产品表现出色时收获丰厚回报，对追求高收入者吸引力更大；另一方面，私募投资自由度高，能让基金经理更充分施展个人投资理念与策略。再者，从职业发展角度，“奔私”有创业性质，可打造个人品牌，实现从“打工人”到掌舵者的转变，这对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基金经理而言，有着难以抵挡的魅力。
与此同时，2025年以来，新生力量在主动权益基金领域已开始崭露头角。在今年的高回报基金中，年轻基金经理的身影频频出现，例如永赢医药创新智选、诺安精选价值等基金的经理，基金经理履历均不足3年，却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吴粤宁表示，新生代基金经理的涌入，得益于行业扩张提供的广阔空间，以及年轻一代在新兴市场环境下展现出的活力与创新能力。从长期来看，这种人才更替有助于行业注入新思维、新技术，推动基金行业向多元化、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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